也是一个被"记"选择、屏蔽和改写的过程：。虽然，《礼记》作为一种叙事的叙事，"礼"自身所具有的社会记忆储藏器的功能，以及作为一部悠久历史积淀、偏重重构、阐释黄金时代礼学传统的著作，字里行间与核心象征符号依旧保留着历史记忆及其变迁的痕
迹，但毕竞原本丰富多彩的仪式过程与远"神话亦被抽象、M层简化为罗列、排比式文段，需要相当宽广的上古典籍阅读面（即知识储备）与可相对照的知识、视野与理论，这是研究《礼记》所面对的信息缺失的现实困难。而这所有的复杂性均表明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试图还原《礼记》文本相当艰难，而还原《礼记》文本背后的
"礼"——文化文本更为艰难。故而对于笔者而言，选择《礼记》作为研究对象，本身就注定永远"在路上"。
经典的深层实质足文本背后深厚的文化内蕴，及其可供阐释的巨大张力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时俱进的自我调适性，《礼记》亦然。作为*国礼文化承传延续的重要典籍之一，历代为学者或注或疏，或正义或章句，或志疑或溯源，或名物考辩、文字训诂、篇目编次、编撰校勘……两千余年几未间断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对
《礼记》文本加以阐发、深化，所有这些均构成《礼记》文本的组成部分，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，笔者虽然对《礼记》文本及相关研究著作用功甚多，但苦于国学根基尚浅，外文阅读有限，唯有望前人之项背而兴叹。慨叹之余，又有庆幸，时至今日，小学功夫有前人之大成;考古学日臻完备，众多材料可资借鉴;中西方研究理论竞相迭出；上古典籍所具有的文史哲综合性特征，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视野，前辈学人之实践皆具引导与示范之效。如此，《礼记》研究所必须的贯通古今中外、熟悉小学、考古学、史学、人类学等等知识与视界，对笔者的学术视野、知识积累极具挑战性，非短期可成，亦非能力可及，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