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，甚至是倒退的，至少是不合当时形势的。战国的形势，必须讲到商鞅。现存的《商君书》成书于商鞅死后若干年。因为书中讲到长平之战（《商君书·徕民》），秦白起坑赵降兵四十万于长平，在秦昭王四十七年，公元前260年，距离商鞅之死已七十八年[商鞅于秦孝公死后（公元前338年）即被车裂而死]，所以今之《商君书》不足尽信。商鞅生年和孟子相距不远，商鞅为秦变法，开阡陌，讲究用兵，行法制，富国强兵，使秦孝公称霸，都当孟子之时。孟子主张用井田制，大官有世代相传的田土（见《滕文公上》第五章），这就是把封建地主制退到封建领主制，不论井田制在滕国能不能实行，在当时各大国是不可能实行的。井田和商鞅的开阡陌正是针锋相对的。孟子重视民心，这是正确的。但在战争中，民心不是决定胜负的**因素。在交战双方，其他条件相同的话，民心的向背，就是士气盛衰的不同，才是决定因素。孟子告诉梁惠王“王如施仁政于民……可使制梃以挞秦、楚之坚甲利兵矣。”（《梁惠王上》第五章）梃是木棒，用木棒和人多数众并着坚厚的盔甲、执锐利的戈矛的敌兵相战，除非敌兵全体或大部分倒戈，木棒是无战胜希望的。孟子也知道邹国人和楚国人交战，楚国肯定胜利，因为“寡国不可以敌众，弱国不可以敌强”（《梁惠王上》第七章），那么，以木棒和坚甲利兵相战斗，孟子自己也未必不好笑罢。而且战争的胜负和交战双方的指挥者大有关系，所以战国诸雄无不求最好的指挥大将，梁惠王的“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”（《梁惠王上》第五章），就因为梁将庞涓不如齐将孙膑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有《孙膑兵法》中有《擒庞涓》一篇，尤为凿证。和孟子交友的匡章便曾将齐兵伐燕，五十天几乎灭亡燕国（参见《梁惠王下》第十章）。可是孟子却说“善战者服上刑”（《离娄上》第十四章），这和当时情势不合，也和各国诸侯心理格格不入。孟子接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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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，甚至是倒退的，至少是不合当时形势的。战国的形势，必须讲到商鞅。现存的《商君书》成书于商鞅死后若干年。因为书中讲到长平之战（《商君书·徕民》），秦白起坑赵降兵四十万于长平，在秦昭王四十七年，公元前260年，距离商鞅之死已七十八年[商鞅于秦孝公死后（公元前338年）即被车裂而死]，所以今之《商君书》不足尽信。商鞅生年和孟子相距不远，商鞅为秦变法，开阡陌，讲究用兵，行法制，富国强兵，使秦孝公称霸，都当孟子之时。孟子主张用井田制，大官有世代相传的田土（见《滕文公上》第五章），这就是把封建地主制退到封建领主制，不论井田制在滕国能不能实行，在当时各大国是不可能实行的。井田和商鞅的开阡陌正是针锋相对的。孟子重视民心，这是正确的。但在战争中，民心不是决定胜负的第一因素。在交战双方，其他条件相同的话，民心的向背，就是士气盛衰的不同，才是决定因素。孟子告诉梁惠王“王如施仁政于民……可使制梃以挞秦、楚之坚甲利兵矣。”（《梁惠王上》第五章）梃是木棒，用木棒和人多数众并着坚厚的盔甲、执锐利的戈矛的敌兵相战，除非敌兵全体或大部分倒戈，木棒是无战胜希望的。孟子也知道邹国人和楚国人交战，楚国肯定胜利，因为“寡国不可以敌众，弱国不可以敌强”（《梁惠王上》第七章），那么，以木棒和坚甲利兵相战斗，孟子自己也未必不好笑罢。而且战争的胜负和交战双方的指挥者大有关系，所以战国诸雄无不求*好的指挥大将，梁惠王的“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”（《梁惠王上》第五章），就因为梁将庞涓不如齐将孙膑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有《孙膑兵法》中有《擒庞涓》一篇，尤为凿证。和孟子交友的匡章便曾将齐兵伐燕，五十天几乎灭亡燕国（参见《梁惠王下》第十章）。可是孟子却说“善战者服上刑”（《离娄上》第十四章），这和当时情势不合，也和各国诸侯心理格格不入。孟子接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