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其中的原因，笔者缺乏有力的证据，只能作些猜测。
   猜测之一，“三圣相传”故事的成型较晚。弟弟的“天亲论”译于元魏，而哥哥的“无著论”要整整一百年之后的隋代才译出，所以，“三圣相传”的故事及“二论”的权*性，*早也是唐代才能形成。对唐代的僧人们来说，同时期译出的“无著论”，相对的研读者就比较多，因此，以“七义”科判《金刚经》的就比较多；而对“二论”都加以注意，并且对“二十七疑”感兴趣的，就只有宗密一个了。到了明清，随着以弥勒偈释《金刚经》成为风气，“二十七疑”才引起众人的注意。
   猜测之二，宗密**个整理出“二十七疑”，却没人呼应，可能同宗密的宗教立场有关。
   用现代的语言来说，宗密是个“反潮流”的人物。按照禅宗的谱系，他是菏泽宗的人，当时正是中国禅宗大发展的时代，也是禅门各派争权夺利、占山为王的时代——从开元、天宝年间的“顿渐门下相见如仇雠，南北宗中相敌为楚汉”，“南能北秀，水火之嫌；菏泽洪州，参商之隙”，到元和、太和年间宗密写《禅源诸诠集都序》的时候，禅宗的门派已经多达一百多家，而且“诸宗门下通少局多，故数十年来师法益坏。以承禀为户牖，各自开张。以经论为干戈，互相攻击”。“圭峰大师，久而叹日：吾丁此时，不可以默矣”！身为菏泽后裔，宗密并没有囿于宗派的成见，拍案而起，欲挽狂澜于既倒。他严厉地批评时事“暨乎法久成弊，错谬者多，故经论学人疑谤亦众。原夫佛说顿教渐教，禅开顿门渐门，二教二门各相符契。今讲者偏彰渐义，禅者偏播顿宗，禅讲相逢，胡越之隔”。特别批评以“教外别传”自诩的禅家“不知修证正是禅门之本事。闻说即心即佛，便推属胸襟之禅，不知心佛正是经论之本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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