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难，就是进说的困难。文章专门论述了向君主进说的困难，并详尽地分析了进说成败的原因，从而提出了相应的进说方法。
   韩非首先指出，进说的困难，不在其他，而在于迎合君主的心理，即“知所说之心，可以吾说当之”。如果不合君主胃口，那么进说者不仅会被君主“弃远”，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。他详细地分析了招致“身危”的各种进说，这是他从反面对进说中的失败教训所作的总结。
   接着，他从正面阐述了进说的各种具体方法。其中关键的一点，就在于说者“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”，以博取君主的欢心。等到“周泽既渥，深计而不疑，引争而不罪”的时候，就可以“极骋智辩”，“明割利害以致其功，直指是非以饰其身”，取得进说的成功。韩非再三强调：为了达到进说的成功，“谏说谈论之士，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”，在获得君主的信任之前，尽可卑躬屈膝，尽可使用种种诡诈的手段来迎合君主的心理。这种进说之术，其目的虽然是想“听用而振世”，与《孤愤》篇中“重人”的“谲主便私”、《奸劫弑臣》篇中“奸臣”的“欺主成私”截然不同。但无论如何，韩非这里所鼓吹的进身之术，尽管反映了当时法术之士的积极进取精神，但也反映出他们的卑鄙幸进作风，与《孤愤》篇中所批判的“重人”“即主心，同乎好恶”以及《奸劫弑臣》篇中所批判的“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”的奸臣之道相差无几。从本质上来看，当时的法术之士作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，与当时的“雷人”“辑臣”是右相似的一而的。 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