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辞的功用讲，《公羊传》特别关注辞的表意功能，在载事和表义之间，载事属于直陈描述，尽管“义”在很大的程度上也需要“事”来显示和负载，但《公羊传》以为“用辞表义”不仅是文本的*终目的，而且也是辞本身的独特功能，所以辞同义同、辞同义异、义同辞异构成《春秋》笔法的主体，成为索解《春秋》大义的关键之一。《春秋》大义存乎“一字褒贬”之间，辞的褒贬功能自然成为《公羊传》的意识焦点，或于直陈背后赋予褒贬蕴涵，或变中性辞为褒贬辞，或因情境褒辞贬用、贬辞褒用，或据事情因果褒贬、讥讽、隐讳、刺绝。一言以蔽之，旨在定等序、正名分、断是非、决嫌疑，确定理想的或和现实的道德、政治、社会正义标准，以便进行事实和价值判断，达到礼教、政教、德教的目的。《公羊传》也意识到《春秋》“属辞”的核心就在于辞的具体使用，亦即辞的语用功能，“辞义”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，至于辞的原始含义有时并非**位，相反辞在具体时空里、具体事件上、具体情境中所体现的意义才是*重要的，因而《公羊传》以为《春秋》“辞义”或由历史时间而变（三世异辞），或因地理空间而异（内外异辞），或据具体情境而生（事辞互异），或依特殊事件而移（事义互异）。董仲舒所谓“《春秋》无通辞，从变而移”①以及“《春秋》无达辞，从变从义”②就是精准的概括。此外，辞的修饰功能也受到了《公羊传》的重视。“不修春秋”日“雨星不及地尺而复”，君子修之日：“星雷如雨。”（庄公七年）一个“如”字的修辞运用，就生动、形象、逼真地再现了“星雷”飞泻的情景。《春秋》僖公十六年春，雷石于宋五。六鹚退飞，过宋都。